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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唸大學，我從高雄，這個台灣南部的城市，來到台北。從前人們說台北是打拚的所在，至於我們這一輩，則說它是文藝青年或…玩樂的天堂。若不是從出發到回歸〈從高雄上台北，再從台北回到高雄〉，豐富的台北為我戴上觀看高雄的眼鏡，我可能也不會知道「我是誰」，竟然有這麼多面向的「我」存在。
在台北，四通八達、資訊豐富。剛來台北的時候，最興奮的就是台北有許多的書。書店宛若書的百貨公司，只是分散在各地；學校的圖書館，離住宿的我很近，不乏特別的難見的學術書籍；市立圖書館也近，有許多有趣豐富的活動。另外，比起高雄，台北有更多的文藝活動。捷運站、學校，隨時擺放著何時何地、有何節目上演的節目單，坐著捷運就可以到達享受一番。
而停歇，似乎都必須忙碌的尋找。因為過於繁多的資訊，總是習慣「找找、看看」下一次可以去哪裡玩、去哪裡休息？我喜歡山、喜歡運動，在台北坐著捷運就可以到登山步道，這是我休息與放鬆的方式。不過，台北當然不全是快樂天堂，我也會沮喪、想家，偶爾和高雄的朋友，埋怨台北的多雨和潮濕。但是沒有家人、自己吃飯、自己過活的日子，可以用各種活動填滿，倒也是自由自在。我也逐漸在書本、課外活動、來自各地，在台北認識的朋友之中，發現了自己的喜好、個性，與成長的痕跡。
住在學校宿舍又更加特別。我可能半夜才回家、或清晨在校園散步。校園是安全的，我是自由的，台北的交通方便，幾乎是隨心所慾，可以在任何時候，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我的獨立與自以為是，可能在這個時刻發展到了極致。
因為興趣與關心，參加過許多街頭遊行、NGO組織的活動。這亦是我在台北最快活的事情，年輕時候想要奉獻的熱情與力量，全都因此傾瀉而出。立法院、行政院、或中正紀念堂很近，抗議與社會行動，全部不是課本上的事情，就在我的週遭發生，或我自己也在其中。當從前崇拜的社運名人，就在某活動出現在我旁邊時，臨場的參與感頓時提升、或走在街頭跟著喊口號時，我會感覺，我真的相信社會運動的真實與其可能有的力量。
但是原來在台北，參與過這麼多事件的我，也只是一種我而已。當我寒暑假回到高雄，因為交通不方便被困在家裡時，我於是沮喪了起來。沒辦法一起床就去圖書館、不可能坐著捷運去爬山，我的行動是被限制的，我貪玩的心也必須收斂。看文藝資訊沒有意義，看社運消息沒有意義，因為我並沒有辦法親自出席，去參與一場場讀書會、演講，或是各種活動。和親戚一起看著政治新聞時，聽她們罵著政治人物，我也覺得好疏離，因為那不是我在台北被敎育如何「改變政治」的方法。但我又怎樣去相信，我在台北知道的這一套？當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高雄任何的NGO團體，沒有去過它們的聚會，沒看過他們現身。市民、社區，種種我習以為常的價值或組織，統統不存在。
我常常想念高雄，也在別人問我來自哪裡的時候，驕傲的回答「我是高雄人」。但我待過台北之後，我才真的仔細去想，高雄是什麼樣子？當我處在高雄交通不便、有家人，我並非獨立行動的家中，或是沒有太多非商業空間、活動的高雄市裡，我的多元價值觀、獨立性、自由的一面究竟能否存在？我偶爾覺得自己是個「台北人」，但是個特殊的台北居住者。因為我住的是方便、沒有負擔的大安區學校宿舍，治安與環境良好，但並非台北每處皆如此；而我當然更是「高雄人」，但除了火車快到高雄車站、經過愛河時，我常會忍不住掉眼淚之外，我對於高雄到底了解多少？居住在台北，塑造了我部份的個性，告訴我「我可以是誰」、可能是誰，但回到高雄，又告訴我這不是絕對的我。
或許，城市的性格參與了我性格的塑造；想法與心態都是流動的，需要我所在之處特殊條件的支持。我從高雄流動到台北，再回頭看高雄，從而知道了自己複雜的許多面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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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哈這其實是take home空間的社會學分析的期中考。
題目是：
請你以截至目前為止在本課程所學習的心得，闡述「設計的歧視」作者Leslie Weisman說的這段話：「空間提供了一個架構，以便思考世界和身處其中的人。…直到我們知道了我們在哪裡，我們才能理解我們是誰。」請舉出任何個人經驗或觀察討論「知道自己在哪裡」和「理解我們是誰」這兩件事之間的關連。
好像有點文不對題，不過寫的很開心就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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