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唸大學,我從高雄,這個台灣南部的城市,來到台北。從前人們說台北是打拚的所在,至於我們這一輩,則說它是文藝青年或…玩樂的天堂。若不是從出發到回歸〈從高雄上台北,再從台北回到高雄〉,豐富的台北為我戴上觀看高雄的眼鏡,我可能也不會知道「我是誰」,竟然有這麼多面向的「我」存在。
        在台北,四通八達、資訊豐富。剛來台北的時候,最興奮的就是台北有許多的書。書店宛若書的百貨公司,只是分散在各地;學校的圖書館,離住宿的我很近,不乏特別的難見的學術書籍;市立圖書館也近,有許多有趣豐富的活動。另外,比起高雄,台北有更多的文藝活動。捷運站、學校,隨時擺放著何時何地、有何節目上演的節目單,坐著捷運就可以到達享受一番。
        而停歇,似乎都必須忙碌的尋找。因為過於繁多的資訊,總是習慣「找找、看看」下一次可以去哪裡玩、去哪裡休息?我喜歡山、喜歡運動,在台北坐著捷運就可以到登山步道,這是我休息與放鬆的方式。不過,台北當然不全是快樂天堂,我也會沮喪、想家,偶爾和高雄的朋友,埋怨台北的多雨和潮濕。但是沒有家人、自己吃飯、自己過活的日子,可以用各種活動填滿,倒也是自由自在。我也逐漸在書本、課外活動、來自各地,在台北認識的朋友之中,發現了自己的喜好、個性,與成長的痕跡。
        住在學校宿舍又更加特別。我可能半夜才回家、或清晨在校園散步。校園是安全的,我是自由的,台北的交通方便,幾乎是隨心所慾,可以在任何時候,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我的獨立與自以為是,可能在這個時刻發展到了極致。
        因為興趣與關心,參加過許多街頭遊行、NGO組織的活動。這亦是我在台北最快活的事情,年輕時候想要奉獻的熱情與力量,全都因此傾瀉而出。立法院、行政院、或中正紀念堂很近,抗議與社會行動,全部不是課本上的事情,就在我的週遭發生,或我自己也在其中。當從前崇拜的社運名人,就在某活動出現在我旁邊時,臨場的參與感頓時提升、或走在街頭跟著喊口號時,我會感覺,我真的相信社會運動的真實與其可能有的力量。
        但是原來在台北,參與過這麼多事件的我,也只是一種我而已。當我寒暑假回到高雄,因為交通不方便被困在家裡時,我於是沮喪了起來。沒辦法一起床就去圖書館、不可能坐著捷運去爬山,我的行動是被限制的,我貪玩的心也必須收斂。看文藝資訊沒有意義,看社運消息沒有意義,因為我並沒有辦法親自出席,去參與一場場讀書會、演講,或是各種活動。和親戚一起看著政治新聞時,聽她們罵著政治人物,我也覺得好疏離,因為那不是我在台北被敎育如何「改變政治」的方法。但我又怎樣去相信,我在台北知道的這一套?當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高雄任何的NGO團體,沒有去過它們的聚會,沒看過他們現身。市民、社區,種種我習以為常的價值或組織,統統不存在。
        我常常想念高雄,也在別人問我來自哪裡的時候,驕傲的回答「我是高雄人」。但我待過台北之後,我才真的仔細去想,高雄是什麼樣子?當我處在高雄交通不便、有家人,我並非獨立行動的家中,或是沒有太多非商業空間、活動的高雄市裡,我的多元價值觀、獨立性、自由的一面究竟能否存在?
        我偶爾覺得自己是個「台北人」,但是個特殊的台北居住者。因為我住的是方便、沒有負擔的大安區學校宿舍,治安與環境良好,但並非台北每處皆如此;而我當然更是「高雄人」,但除了火車快到高雄車站、經過愛河時,我常會忍不住掉眼淚之外,我對於高雄到底了解多少?居住在台北,塑造了我部份的個性,告訴我「我可以是誰」、可能是誰,但回到高雄,又告訴我這不是絕對的我。
        或許,城市的性格參與了我性格的塑造;想法與心態都是流動的,需要我所在之處特殊條件的支持。我從高雄流動到台北,再回頭看高雄,從而知道了自己複雜的許多面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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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哈這其實是take home空間的社會學分析的期中考。

題目是:
請你以截至目前為止在本課程所學習的心得,闡述「設計的歧視」作者Leslie Weisman說的這段話:「空間提供了一個架構,以便思考世界和身處其中的人。…直到我們知道了我們在哪裡,我們才能理解我們是誰。」請舉出任何個人經驗或觀察討論「知道自己在哪裡」和「理解我們是誰」這兩件事之間的關連。

好像有點文不對題,不過寫的很開心就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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